“您XX违规了，罚款XX元。”罚款，我们耳熟能详；罚款经济，我们同样不陌生。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罚款”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一种“创收”的手段，所谓的“违规”也变成一种“资源”，诸多利益依赖于“罚款经济”之上。曾经，以“罚款”为由，制造出不少荒唐事，“罚款比赛”就是一例。吉林省公主岭市公安局曾以高额奖励加末尾淘汰，在民警中引发了荒唐的罚款比赛，并由此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罚款经济”与“执法经济”可谓是一对“孪生兄弟”。“罚款”很多时候是“执法”之需，需“执法”又很多时候落脚于“罚款”之上。《2005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显示，据推测，2005年全国行政执法和司法部门收费将达到12500亿元左右。不仅收费规模庞大，收费机构也越来越多，没有多少政府的机构不收费，有的城市中执法收费和罚款的机构多达三十多个，这些执法机构存在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罚款。

    “执法经济”是诞生在执法权异化、私有化的土壤上，在经济利益的“浇灌”下成长，通常采取乱罚款、乱收费等途径来增加“营养”。显而易见，是滥用职权、权为己（部门或个人）所用的产物。司法部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司法》副总编刘武俊曾撰文指出，执法的本质就是服务，就是为广大纳税人提供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等服务性的“公共物品”，而绝对不是为私人或者个别利益集团谋取私利。

    法律赋予的执法权在失去有效监督之下，已成为“执法经济”的“免死金牌”。是否可以依赖于“职业道德”或者说执法者的个人素质与良心来进行约束呢？“乱罚款良心不安，不罚款又拿不到工资”的心里话、大实话显得如此“沉重”而又发人深思。为了“捍卫”执法经济或罚款经济的地位，有关职能部门不惜用“工资唯一来源”来实现，这与“罚款比赛”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早有人提出，用取消罚款权根治“罚款经济”。也有专家认为，要走出“执法经济”的误区，监督机制上的创新与执法者观念上的蜕变都同样不可或缺。其实，一些地方已在进行积极的尝试。比如沈阳市2004年就规定物价、经贸、文化、劳动、农业、建设、财政、统计、水利、商业共10个部门将不再以罚款作为行政处罚的主要手段；再如，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规定，公安机关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将各项罚没收入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全额上缴财政。对有效遏制公安机关的乱罚款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只有让“执法”、“罚款”从经济中剥离出来，才能更好地实现执法的要义和罚款的目的。无疑，执法与罚款是必要的，但“执法经济”与“罚款经济”早该寿终正寝。王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