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雨

   日前，河北日报报道了曲周县在乡村干部中推行“民情日记”制度的做法。此前，在去年全省“为民、务实、清廉”主题教育活动中，我带领省内主要新闻媒体的记者采访辛集市“四走工作法”时，辛集市要求乡村干部必备“两本”，其中一本也是“民情日记”本。

    一方面，我感觉，当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到了需要用制度来规范和约束、检验的地步，是让人心里很不舒服的事情。就像河北日报报道中提到的推行这项制度取得的初步效果——“推动了乡镇职能转变，促进了乡村干部转变工作作风，也搭建起了干群沟通、民意畅通的桥梁。”，如果没有这种制度约束，好像乡村干部的工作作风就很差，干群沟通、民意畅通的渠道就不顺畅。

    我们看到当年很多伟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这些日记，也和工作日志差不多，记录着他们的工作状况和思想、心情状况，一方面备忘，一方面便于总结，一方面也是自我激励和约束，并不是组织上硬性要求的。发自内心地去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有持久的热情和诚意。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忠实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干部党员通过博客和日记等形式自发地记录自己的为民办实事情况，比如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波仔”，这比用制度约束，效果实在得多。

    但转念思考，“民情日记”制度也是一种很好的导向。我们无法否认和回避市场经济功利性的一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乡村干部也有正当的发家致富的利益取向，一味要求他们无私奉献、忘我地投入工作，很难真正做到，也背离时代潮流。用“民情日记”制度这种方式，规范一下他们所应该履行的公职范围，并作为量化考核的一个依据，也是合理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启发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公职身份、自觉履行好岗位职责的措施。

    就像曲周的做法，由县委组织部统一印制“民情日记”本，所有乡村干部人手一本。要求干部详细记录每天工作情况和为民办事情况。重点做到“六访六问”，即：访贫困户，问生活所需；访致富能手，问致富经验；访孤寡老人，问健康赡养；访信访人员，问意见建议；访党员、村干部，问兴村良策；访代表、委员，问强乡(镇)谋略。这样定性地明确乡村干部履行职责的主要内容，也是一种倡导、引导、界定。

    配套建立的“日记调阅”制度（及时全面掌握情况）、汇总分析制度（及时掌握共性问题）、挂账督办制度（对共性难点问题合力攻坚），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说，也算得完备、务实。

    而且“民情日记”制度要求每一位乡村干部每天详细记录工作情况和为民办实事情况，也便于作为对基层干部进行量化考核评价任用的依据。我们在辛集市采访时，查看了辛集市一部分市直部门干部的“民情日记”本，总体状况还可以，内容比较丰富，记录比较认真，这说明这种制度约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启发干部的工作自觉。

    当然最主要的是这项制度的实行要取得实效，并且不因当地主管领导的变动而动摇、废弃，长期坚持下去，不断完善，以取得长期效益。从河北日报的报道提供的数据看，曲周县今年实行这项制度以来，截至目前，全县乡村干部共为群众提供致富信息2000余条，为贫困户送去了价值5万余元的生产、生活用品，帮助输出农村劳动力6000余人次，化解农村矛盾纠纷700余件次。这说明是有成效的。在作为河北省党报的河北日报上对这种做法进行报道，也是一种舆论引导，各地各级可参考曲周的做法，建立或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机制，对公职人员明确职责界定、进行量化考核，增强他们的公职意识，启发他们的履职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