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生

    今年1月30日，云南省下发《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在全省实行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决定》。3月1日，云南省全面启动行政问责。与此同时，云南实施了“服务承诺”、“首问负责”、“限时办结”等三项制度。截至7月18日，云南全省共问责422人，其中厅级干部13人、县处级105人、科级266人、一般干部38人——涉及9个省级政府部门和14个州市。(7月22日《人民日报》)

    众所周知，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在接受人民赋予权力的同时，政府和官员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小权力，小责任，小担当；大权力，大责任，大担当。如果只有利而不担责，权力层就会充斥着“逐利者”而非“干事者”。现实生活中，一些不顾客观实际的“政绩工程”、一些违背客观规律的“长官意志”、一些“不作为”与“胡作非为”，之所以屡屡得逞，行政问责的缺位是重要原因。

    在笔者的印象中，“行政问责”并非今日才有的热门话题，但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却沦为一纸空文，成了不解决实际问题的“银样蜡枪头”。有的雷声大，雨点少，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有的仅仅在民愤大的公共突发事件搞“火线问责”、“风暴式问责”；有的只要新闻媒体未报道、上级领导没批示，就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结果是违法乱纪者窃喜，无辜受害者遭殃。

    窃以为，真正的行政问责，不仅要有领导高度重视、相关的配套措施“保驾护航”，更要有公众的广泛关注与参与。尤其是要告别“风暴式”，“运动式”治理模式，让问责不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成为一种制度常态，贯穿于政府管理全过程。这样的“行政问责”才有旺盛的生命力，才会使各级官员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刻具有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努力提高为公众服务的态度和质量。

    此次云南高调启动、强势推进“行政问责制”，在5个月内就有422名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标志着云南的官员问责在“风暴”过后正在走向一种制度常态，绝非是“发狠话”、“政绩秀”。为此，他们不仅成立了专门的“问责办”，启动了快速问责程序，而且强化媒体监督，注重用民意来推动问责，更重要的是将“办事拖拉、推诿扯皮”等司空见惯的现象细化为可操作性强的44条，确保问责依法进行、不走过场。

    孟德斯鸠说得好：“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移的一条经验。”建设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效能政府、廉洁政府，必须在干部队伍中产生这样一个心理预期——干部不只是在贪污受贿时才会受到惩处，在现有岗位上“不在状态”时也会受到严厉的“问责”。如果滥用权力，不作为、乱作为、不会作为，习惯于当“太平官”、“和事佬”，势必会喝下自酿的“苦酒”，甚至还有可能被“民意”淘汰出局。

    “如今官越来越难当了，责任愈来愈大，权力愈来愈小”，这样的“感叹”愈多，说明责任与权力愈对称，是为官之要义，民众之福祉。期盼云南的行政问责在运作过程中日臻完善，叫好更叫座。当为官者常有“如座针毡”之感，当“问责”不再是镜花水月、纸上谈兵，当我们的干部在受到问责“难堪、难受、紧张”之后，带来的不仅仅精神状态和工作状态的涣然一新，还有责任感的增强，服务意识的提高，执行力的提升。